是誰在創造貨幣？

主流的錯誤答案是央行創造了貨幣，我們都知道，表象上看，鈔票被印刷和發行后，由各國央行進行管理和發行，而央行下發印刷貨幣的指令前，必須得到各國政府的授權和同意。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的確是各國央行制造了貨幣。

但事實上，貨幣在投入市場流通前，只是紙張而已，制造出的貨幣需要投入市場，進行流通，也就是“流通中的現金+企業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其他存款”的方式才能產生價值，因此，也有一部份學者認為，是人民通過負債或者購買政府債券創造了貨幣。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貨幣不是由政府創造的，那么政府在貨幣創造中的擔當了什么角色呢？

經濟學家理查德·沃納在《貨幣從哪里來的》中給出了答案，他揭示了貨幣體系的一個核心悖論，即本質上是由國家決定貨幣是什么，并為其價值背書，但貨幣的創造者卻主要是商業銀行。

一、貨幣是一種政府背書的社會關系

貨幣不是中性的，也不是經濟“真實”活動(貿易、交換、使用土地和勞動力)的面紗，很顯然，貨幣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產物。因此，貨幣影響力的決定因素包括：它是什么(賬戶單位)、由誰發行、發行多少、給誰發行以及發行目的。

貨幣的記賬單位功能仍然主要由國家決定，這至少有四千年的歷史。國家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主要是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即使存在大量的離岸和避稅行為，致使大量的相關財富儲備并未真正處于國家的監控范圍內，但我們大多數人都必須以稅收的形式定期向國家支付。如果企業和個人知道自己必須以某種計價方式定期支付，那么他們在進行交易時使用同樣的計價方式是非常合理的，《貨幣從哪里來的》也明確說明“貨幣之所以是貨幣，主要是因為政府允準公民持之履行自己的法定義務，即繳納稅款”，交換媒介可能會改變———信用卡、支票、在線或移動電話付款———但記賬單位保持不變，否則貨幣就失去了普遍接受性。

雖然貨幣實際上就是一種支付承諾，但貨幣和欠條的區別在于它的普遍可接受性。由于幾乎每個人都需要定期繳納稅款，因此在私人債務和交易中，視同稅款的支付承諾往往被最廣泛地接受。債權—債務關系的性質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指出的，“任何人都能創造貨幣，但問題在于它是否被接受”。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總是能保證全額支付賬單，那么每個人就可以基于自己的信用，通過開具借條來購買任何東西。但這種美好的狀態是不可能實現的(雖然大多數標準的宏觀模型考慮了經濟主體基于自身信用進行交易的影響),于是我們將最可靠、最強大的債務人的短期(即期)債權作為貨幣，然而，最強大的債務人當然是政府，因此貨幣的可交換性需要由政府提供保證。

未來貨幣的可交換性由政府予以保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通過接受其用于繳稅；2.通過納稅人支持的銀行存款保險；3.由納稅人提供資金的隱性擔保，即銀行一旦陷入困境將得到政府救助。

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貨幣都是信用，但并非所有的信用都是貨幣。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貨幣的信用理論，而不是信用的貨幣理論。而且，雖然沒有任何定義是完美的，但杰弗里·英厄姆的貨幣概念似乎是恰當的：貨幣是“一種擁有抽象價值的社會關系，其中的抽象價值由最權威的記賬單位定義”。

二、貨幣由商業銀行所創造

貨幣并不是隨著市場自然運作“出現”或者“產生”的，實際上它是作為國家、公民以及銀行之間的信用和債務關系被發行并流通的。正因如此，在測算銀行體系的信用創造和中央銀行的信用創造時，我們可以給出相當準確的解釋。

由于銀行是經濟體的會計，絕大部分交易都通過它們的電腦進行登記，所以銀行在其貨幣被接受(通過發放信貸而創造的貨幣)方面處于獨一無二的地位。銀行存款作為支付手段獲得廣泛接受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公眾根本不知道銀行確實創造了貨幣供應。

商業銀行在決定誰獲得信貸時，大致決定了信貸在經濟體系中的使用方式;無論是在消費、購買現有資產還是生產性投資方面，銀行的決策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宏觀經濟作用。

許多人自然會反對這樣的觀點，即私人銀行真的可以通過在分類賬簿上增設一個科目來創造貨幣。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提出了可能的原因：銀行創造貨幣的過程如此簡單，以至于讓人排斥。當涉及如此重要的事情時，一個更深的奧秘似乎才顯得合情合理。

在《貨幣從那里來》中，作者作者廣泛查閱了500多個中央銀行、監管機構和其他權威機構的文檔、手冊、指引和論文中的信息，明確證實，事實上并沒有更深的奧秘。因此，這個觀點堅決不能被排斥，只有通過正確的分析和進一步的公開和政策辯論，才能解決一個更加重要和緊迫的問題，即我們目前的貨幣和銀行系統是否最好地服務于公共利益，如果沒有，應當如何改革。

三、貨幣實際上是如何被創造的

事實上，貨幣創造并不像教科書中揭示的金字塔模型，而是更加接近商業銀行貨幣“氣泡”,“氣泡”外部的商業銀行貨幣包裹著核心的基礎貨幣(見圖2.4)。

以英國為例，從過去幾十年的實踐中可以看到，英格蘭銀行對商業銀行貨幣總量缺乏控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商業銀行貨幣對基礎貨幣的比率大幅增加，以至于在2006年，每1英鎊基礎貨幣就對應著80英鎊商業銀行貨幣。這種貨幣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2007年以前不可持續的信貸繁榮。

相反，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英格蘭銀行的“量化寬松”計劃向經濟體系注入了數千億新基礎貨幣(見圖2.5),但對貸款并沒有產生明顯的影響———正如衡量信貸的M4L指標所示，貸款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持續收縮(見圖2.6)。

唯一重要的影響是，商業銀行貨幣對基礎貨幣的比率下降。這說明，商業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不是非常有意義的貨幣供應量指標：它們或許表明貨幣供應量會潛在上升，但在任何時候，準備金都不能計量用于實際交易的貨幣量，也不能計量正在(以任何方式)積極影響經濟的貨幣量。

例如，即便中央銀行創造更多的準備金，但在其他政策都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并不能以任何方式刺激經濟，正如日本在日本銀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時發生的那樣。然而，銀行信貸創造的增加，會對經濟交易的價值產生積極影響。

以喬西·瑞安和理查德·沃納為首的經濟學家研究發現，商業銀行創造的貨幣數量當前并不是由監管、準備金率、英國政府或英格蘭銀行決定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銀行在各個具體時期的信心。然而，現行的制度安排也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影響。

當銀行信心十足時，它們將通過發放貸款和增加借款人存款的方式創造新的貨幣。當銀行擔心或恐懼時，它們會控制信貸，從而限制新的商業銀行貨幣創造。如果償還的貸款多于發放的貸款，貨幣供應將會收縮。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大小以及整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主要取決于銀行的信心和動力。

然而，銀行信心可能波動的原因之一是，盡管它們有能力創造貨幣，但仍然可能破產。銀行可以為客戶創造存款，但它們不能直接為自身創造資本。銀行必須始終確保資產的價值大于或等于其負債。如果它們的資產價值下降，而且沒有足夠的資本來吸收損失，就會瀕臨破產。一旦銀行資不抵債，它們再繼續交易就是不合法的。同樣，銀行可以為客戶創造存款，但它們不能創造中央銀行準備金。因此，如果它們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已經耗盡，并且其他銀行不愿貸款給它們，它們便會遭遇流動性危機。

歷史證據表明，決定銀行貨幣創造規模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中央銀行對信貸本身的監管態度。當中央銀行選擇采取放任自流的銀行信貸政策時，就像現在的英國一樣，就可能出現繁榮—蕭條的信貸周期，從而對經濟分析和經濟政策產生影響。顯然，只要我們思考一下信貸創造與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系就能明白這些。

當銀行創造信貸并由此擴大貨幣供應量時，貨幣是用于GDP交易還是非GDP交易，對于經濟的影響大有不同。非生產性的信貸創造(非GDP交易)會導致資產價格膨脹、泡沫破裂和銀行危機，以及資源的錯配和混亂。相反，用于生產新產品、新服務或提高生產率的貸款是生產性信貸創造，能夠帶來無通脹增長。

同樣，如果不受監管，銀行將傾向于發放非生產性的金融貸款或投機性貸款，這些貸款追求的往往是短期利潤最大化。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英格蘭銀行和大多數國家的中央銀行一樣，過去對商業銀行信貸增長實施額度控制。然而，這樣的信貸控制在20世紀70年代初被廢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