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對我們的國家、企業、技術創新意味著什么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由中美關系的變動引起的。大家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現實是中美已經陷入了一種深刻的新型冷戰狀態。上一次冷戰，即美蘇之間的冷戰，經歷了半個世紀。所以我們要思考接下來至少半個世紀的事情，而不僅是五年、十年的事情。

不論是學者、政府官員，還是企業家，都必須思考的問題是下一步怎么走。國際環境的變化也導致國內環境的變化，國家提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思考未來的方向，對方向性的東西不能誤判。

內容來源：鄭永年新作《大變局中的機遇》

作者：鄭永年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正在進入第三次開放。

2020年11月，中國和東盟等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也表示中國對《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cPartnership，CPTPP）持開放態度，考慮加入該協定。年底，中歐投資協定（CAI）談判完成更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這一連串的發展都是中國當代開放歷史上的大事情，它們預示著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三次對外開放。

從開放的性質來看，鴉片戰爭之后的第一次開放為被迫開放，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開放是主動開放，而現在的第三次開放不僅是一場中國主動的開放，而且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

從開放的目的來看，第一次開放是求生存和解決“挨打”問題，第二次開放是要解決“挨餓”的問題，而第三次開放則是為了解決“挨罵”的問題，即通過競爭國際規則制定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并且在國際治理過程中扮演一個大國應有的角色。

近代以來的兩次開放

近代以來，我國已經經歷了兩次開放。

第一次開放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船堅炮利，強迫中國打開了國門。這次開放是在西方列強強迫下的被迫開放。

從歷史上看，被迫開放是以往閉關鎖國的結果。漢朝、唐朝和宋朝時期，中國曾經是當時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但從明朝開始，中國王朝開始封閉起來，最終走向落后。明清兩朝的封閉使得中國失去了兩個相關的大時代，一個是海洋時代，另一個是工業化時代。

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端。當時中國的海上力量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如果說鄭和七次下西洋代表的是國家的力量，那么活躍于東南沿海的“倭寇”代表的則是民間海上力量，因為盡管“倭寇”指的是中國近鄰日本人，但倭寇隊伍當中也有不少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間海上力量。歐洲人的海洋時代由葡萄牙開啟，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等隨后紛紛加入。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當時的船隊都不是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可比擬的。明王朝保守的意識形態、北方邊疆問題和宮廷斗爭等因素使得中國的海上發展戛然而止。明王朝不僅中斷了國家組織的海上活動，還禁止了民間的海上活動。中國就這樣失去了海洋時代。

清朝在閉關鎖國方面甚至較明朝更甚。當時歐洲首先開始商業革命，接下來是工業革命，資本主義體系由此而來。誠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促成西方世界主導整個世界。就中國而言，盡管學界普遍認為，明清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始終沒有能夠發展出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學界迄今對“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這一問題并沒有統一的答案，但在眾多的因素中，中國朝廷的閉關鎖國政策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閉關鎖國政策也使中國失去了一個工業化時代。

根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研究，直到19世紀20年代，中國仍然是擁有世界上最大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國家，占了世界GDP的1/3。但僅僅20年之后，1840年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再失敗。之后，中國很快淪落為毛澤東所說的“半殖民地”國家。（亞洲另一大國印度的命運更慘。印度當時的GDP僅僅稍低于中國，居世界第二位，但印度全國淪落為英國的殖民地。）

連續的戰爭失敗使得中國的政治精英們逐漸意識到一個國家的強大并不在于其擁有的經濟總量，甚至也不在于單純的軍事力量，而在于一整套新的制度體系，尤其是政治制度。但這種認識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付出了血的代價。只有當中國被昔日的“學生”日本打敗之后，人們才意識到建立新制度體系的重要性。所以，中國近代史也是中國政治精英尋找中國政治制度的歷史，從晚清政治人物到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如此。正如近代歷史所昭示的，最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找到了成功的道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結束了近代以來連連挨打的悲催局面。因此，人們說，毛澤東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了“挨打”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們開始了第二次開放。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這一代領導人總結出了這樣一條歷史規律：封閉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要避免挨打，就要解決落后問題。因此，我們進行了一次主動的開放。

正因為是主動開放，我們緊緊抓住了80年代以來全球化所帶來的每一次機遇。實際上，“機遇”一直是80年代以來中國決策者用得最多的其中一個“常用語”。在過去的40年時間里，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經濟奇跡。中國從“貧窮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即使從人均GDP而言，中國也從80年代初的不足300美元提高到今天的11000美元。

更有意義的奇跡在于扶貧。在過去的40年間，中國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貧；僅僅從中共十八大以來，就有1億人口脫離貧困。2021年2月，中國宣布消滅了絕對貧困這一困擾中國幾個世紀的難題。同時，中國更是對世界的扶貧事業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因此，人們說，鄧小平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了“挨餓”的問題。

第三次開放的必要性

究其本質來說，第三次開放就是要解決一個“挨罵”的問題。盡管人們對如何解決“挨罵”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挨罵”的解決途徑也必然是綜合性的，但從開放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似乎更能看到問題的本質及其解決方式。

為什么“挨罵”？或者說西方為什么要“罵”我們？這可以從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關系變化來解釋，至少做部分解釋。就中國和世界的關系來說，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經歷了幾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我們實行的是“請進來”政策。經濟發展需要資本，我們缺少資本，因此我們打開自己的國門，請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在這個階段，我們和西方國家沒有實質性的沖突。

在第二階段，也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實行“接軌”的政策，也就是我們改革我們自己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以符合世界通行的規則，而世界通行的規則大多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在這一階段，我們和西方也不會發生矛盾。

第三階段是我們加入WTO之后，開始了“走出去”的階段。先是中國的商品“走出去”。加入WTO之后，中國很快演變成為所謂的“世界制造工廠”（實際上是“世界組裝工廠”），大量中國制造或者組裝的產品銷往西方和世界各個地方。再是中國的資本“走出去”。中國的發展迅速，很快從一個資本短缺的經濟體變成一個資本剩余經濟體。和其他所有形式的資本一樣，中國的資本也開始“走出去”，包括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最近幾年，中國的技術也開始“走出去”。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技術應用大國，而非原創大國，但在一些領域，中國趕上了西方國家。

中國“走出去”便和西方利益發生了直接的沖突。中國商品“走出去”使得越來越多中國物美價廉的物品占據了世界市場越來越多的份額；中國資本“走出去”對已經在當地的西方既得利益構成了壓力；而中國技術“走出去”則被西方視為對其霸權構成了“挑戰”甚至“威脅”。

這些年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抱怨”和“謾罵”都是集中在所謂的“規則”領域，西方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國沒有遵守西方確立起來的方方面面的規則，例如WTO規則、投資貿易規則、海上自由航行規則、人權規則等等。

如果“規則”是中國“挨罵”的一個重要根源，那么我們就要從“規則”入手來解決這個問題。換言之，中國需要通過第三次開放解決“挨罵”的問題，而只有掌握了規則制定權才會徹底改變被動挨罵的局面。因此，第三次開放會是更深層次的開放，不是僅僅解決傳統上投資貿易的數量和質量問題、技術升級和創新問題，而是重在競爭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實際上，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是今天國際競爭的核心，更是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

但是，第三次開放不僅僅是為了應付“挨罵”的問題，還是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歷史的一個重要經驗是，對外開放往往成為國內改革的推動力。一些人把吸引外資界定為開放的目的，認為中國本身已經具有足夠的資本，不需要外資了。這種看法自然是很不科學的。中國在資本充足的時期還在大力引進外資是有多重理性考量的。

首先，中國看重的是外資帶來的比當時的中國國內更為先進的管理理念、更完善的國際規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助國際規則的壓力來增強國內改革的動力，讓中國的規則主動向西方的規則“靠近”。今天，隨著中國產業經濟的逐步升級和新業態的萌發，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開始具備了與西方類似的規則制定能力，特別是在互聯網新經濟的實踐中，借助龐大的市場優勢和商業模式創新能力，應當有更強大的動力和能力去提出新的規則，通過規則來解決當前中國國際話語權落后于西方、規則制定權掌握在西方手中的被動局面，進一步解決好“挨罵”的問題。

其次，在規則方面來自國際的壓力和國際層面的迫切性也在增強。2021年2月19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時，邀請美國加入歐盟監管數字市場的倡議，共同創建數字經濟規則。馮德萊恩表示，“我們可以共同創建一個在全球范圍內有效的數字經濟規則：一套基于我們的價值觀、人員及多元化、包容和保護隱私的規則”。歐洲缺失中國那樣的高科技公司，但在競爭數字規則方面不遺余力，足可見“規則”競爭力的重要性了。

實際上，在互聯網和數字時代，西方對中國的擔憂也是在中國制定規則的能力上。近來，西方智庫集中關注“技術標準”議題，并將其與中美關系相關聯，認為中國正在投入更多資源用于制定技術標準，并建議美歐國家在該領域加強合作，以保持長期優勢。西方智庫普遍認為，技術標準已成為大國競爭的核心議題，美國應更積極地參與其中，并設法在重要技術領域“擠出”其他大國。

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刊文稱，在圍繞美國國家安全和大國競爭演變態勢的討論中，技術標準占據中心位置。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的《2020年年度報告》分析了中美全球戰略關系、經貿關系、政治外交與安全等諸多議題，指責中國正與西方國家“爭奪”關鍵技術標準的控制權，并攻擊中國將技術標準作為經濟與地緣政治利益的“政策工具”。新美國安全中心近期發布報告稱，技術對國家經濟實力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是中美關系競爭面的核心議題。報告認為，美國應更加積極參與國際技術標準的制定。

很顯然，西方已經意識到在新的數字經濟領域與中國競爭規則制定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中國也應當加快相應的步伐予以應對。

最后，更為重要的是，考量到技術的擴散離不開資本的流動這一事實，我們更應當向外國資本開放。不管我們喜歡與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近代以來，大部分原創性的技術均來自西方國家。這一局面至今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2018年以來，全球科技競爭格局進入重構期，中美經貿摩擦和科技競爭加劇，以及“逆全球化浪潮”都對我國國際科技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些人認為，美國封鎖什么（技術）），我們就能發明什么。這種觀點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哪一個國家不想有技術發明？但新技術的發明需要大量的投入，需要很長的時間。即使大量的投入也不見得最終導向新發明。因此，在通往新技術的道路上總是充滿巨大的風險。的確，關鍵的核心技術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但自主創新應當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創新。我們不能對原創性的技術抱有幻想，認為短期內通過完全的自力更生就會成功，更不能認為核心的原創性技術能夠“從天而降”。

美國的科技封鎖給我國的自主創新列出了新的“任務清單”，但我們要對這些“清單”做更準確的識別，看看哪些是可以通過進一步開放來引入外國（特別是非美國的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和人力的。這樣做可以縮短技術創新的時間和節省技術創新的成本。當前，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新的“外循環”不僅僅是資本和貿易的循環，更為重要的是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的循環。

歷史地看，技術進步的本質就是開放，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封閉起來，技術肯定會衰落。而這也是中國本身的歷史教訓。中國今天強調新型舉國體制來發展核心技術，這是正確的，但是舉國體制也要開放，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蘇聯時期的舉國體制使其當時的技術進步非?？?，但是因為不開放，沒有競爭能力，很快就衰落了。

另一方面，從科技本身的發展規律來看，科技創新也需要國際合作，需要國際科學共同體的共同參與。盡管近來中美關系惡化，但西方科學界（包括美國的科學界）對國際合作依然抱有積極態度。

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國民粹主義的加持下不斷被政治化和污名化，但是西方科學界對中國的抗疫舉措還是持有較高的認同度，并與中國的科學界開展了積極的合作。2020年12月18日，中國工程院院長李曉紅、英國皇家工程院院長吉姆?麥克唐納爵士（SirJimMcDonald）和美國工程院院長約翰?安德森（JohnL.Anderson）共同簽署的《中國工程院、英國皇家工程院、美國工程院關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聯合聲明》倡議，應該讓國際合作，而非競爭，成為應對疫情的設備研發、診斷、疫苗開發和生產、數據分析等領域取得進展的驅動力。

同樣，盡管美國政府尤其是反華政治力量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對包括華為、字節跳動、大疆等在內的中國高科技企業實行了打壓，并努力推動與中國的科技“脫鉤”，但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西方企業一直在試圖繞開禁令，繼續和中國“掛鉤”。2020年10月，荷蘭ASML公司表示，該公司對華出口DUV（深紫外）光刻機將不受到美國的制約，也無須美國的批準。盡管華為更急需的是EUV（極紫外）光刻機而非DUV，但這已然表明在國際高科技領域，徹底的封鎖是很難實現的。

但所有的國際合作，只有在中國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實現。一旦中國封閉起來，那么什么樣的國際合作都是不可能的。顯然，中國只有以更開放的姿態，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企業和學術共同體加強與中國的技術合作。

第三次開放與創造新的戰略機遇期

RCEP的簽署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成功，不僅意味著中國的開放層次、改革深度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同時意味著中國在美國對中國發展的圍剿和打壓中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些都是主動創造新型“戰略機遇期”的舉動。

我們過去時常提“國際機遇”，但是以前的國際機遇和今天的國際機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前的國際機遇是被動的，是國際上出現了機會，中國趕緊抓??；但如果今天繼續沿用這一思路去考慮國際機遇，就很有可能會犯下錯誤。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為自己創造很多國際機遇，而不是等待別人給我們國際機遇。

要創造新的戰略機遇期，就要更積極主動地對外開放，甚至實行單邊開放，這也是第三次開放的應有之意。單邊開放意味著，即使美國（西方）不向我們開放，我們也要向美國（西方）開放。

在對外開放的問題上，今天的中國不應當學美國，而應當學以前的大英帝國。從歷史上看，大英帝國比美國成功得多，大英帝國是單邊開放，其他國家即便不向英國開放，英國也向它們開放。美國永遠是講對等開放，只有其他國家向美國開放，美國才向它們開放。從效果來看，單邊開放比對等開放要有效。在拿破侖試圖用“大陸封鎖”政策在商業上擊敗英國時，英國以“單邊開放”徹底瓦解了拿破侖的封鎖壓力，在貿易上還獲得了更多的突破。當然，單邊開放也要講條件，并不是無條件開放。上述RCEP和中歐投資協定并非單邊開放。

近來，中國在創造新的戰略機遇期上依然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帶來的壓力和挑戰。

據《華爾街日報》2021年2月初的報道，拜登政府在科技領域對中國的打壓與特朗普政府相比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將在相關操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該委員會的國家安全專項小組正在對美國的初創公司進行嚴密的監控和審查，以尋找它們與中國有關的投資方的任何關系，尤其是涉及敏感技術的。

2021年2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對四種關鍵產品的供應鏈進行為期100天的審查，分別為半導體芯片、電動汽車大容量電池、稀土金屬、藥品。該命令還以美國國防部用來加強國防工業基礎的程序為藍本，指導了六項部門審查，涉及國防、公共衛生、通信技術、運輸、能源、食品生產領域。

以上舉措指向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拜登政府更不顧美國企業界的反對，讓特朗普時期對抗中國技術威脅的全面規定生效，這項最初于2020年11月就提出的規定，將讓美國商務部有權禁止其認為對所謂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技術及商業交易，這是保護美國供應鏈的努力之一。

由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領導的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NationalSecurityCommissiononArti?cialIntelligence）在向美國國會提交的《最終報告》中，針對和中國的人工智能競爭與半導體供應鏈等領域提出諸多建議，企圖遏制和圍堵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進步。

拜登還打算組建一個擬議中的“民主國家峰會”，該峰會將尋求建立一個明確的針對中國的方案。美國還將嘗試組織較小的民主國家團體，來應對先進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具體問題。拜登政府還意圖聯合主要民主國家組建技術聯盟，包括開發新的電信技術，減少對華為5G設備的依賴。拜登政府還將提出幾項方案，阻止向中國出售由美國、日本和荷蘭企業主導的先進半導體制造技術，試圖保持對中國半導體制造技術領先幾代的優勢。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也表示，他已經指示議員們起草一項限制中國崛起的議案，利用美國國會兩黨都對中國強硬的態度去加強美國科技部門的實力。涉及數額可能高達千億美元的法案估計會針對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半導體等領域。

因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越來越甚，相信它會千方百計地打壓中國。不管美國誰當政，中國在這方面都不應當有任何幻想。但是，中國必須訴諸理性來應對，而非清醒。這里所說的“單邊”開放就是理性的產物。就能力來說，我國也已經強大到實行單邊開放的時候。經過40多年的磨煉，中國積累了足夠的物質財富和經驗來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來應付美國（西方）所施加的外部壓力。

客觀地說，中國的比較優勢或者強項不是和美國的“對罵”，而是開放的潛力和市場規模。這些年來，中國一直在朝著更深更廣的開放努力。這說明，有些領域我們還沒有開放，而在另一些領域我們開放的程度還不夠?？紤]到開放的潛力加上我們的市場規模，任何一個領域的開放都足以改變國際資本的流向。事實上也是如此。一個具有4億中產市場的經濟體，單邊開放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西方資本進入中國。

2021年1月24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取代了美國數十年來第一的位置，成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國，吸引了163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在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震蕩和不確定性下，中國市場成為全球經濟的“壓艙石”，也是諸多跨國企業2020年業績增長的主要市場。

2020年12月18日，星巴克在全球投資者交流會上表示，未來10年將把全球門店從3.3萬家擴張至5.5萬家，中國是其發展的重中之重。2020年，BBA（奔馳、寶馬、奧迪）三大豪車品牌在華銷量均實現大幅增長，創造了進入中國市場以來的最佳銷售紀錄。

在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之后，美國行政當局試圖用財政資金吸引美國資本回流離開中國。當時日本的安倍政府也出臺了類似的政策以吸引日本資本回流。但這些都沒有得到可見的效應。

高盛集團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的半導體設備、材料以及醫療保健領域的大多數企業，不僅沒有遷移出中國，而且還擴大了在中國的生產。日媒JBpress新聞網稱，日本政府2020年4月出臺的用于資助日企回流的專項資金并未起到應有作用，僅有5%的日企申請補貼，而且這些日企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撤出中國市場，而是要借機重組。

匯豐前海證券一項調查數據顯示，2021年，在全球900多家機構投資者和大公司中，將近2/3計劃把在華投資平均增加25%。德國大眾集團總裁迪斯和英國匯豐銀行CEO祈耀年甚至因夸贊中國而受到西方輿論的攻擊。也就是說，不管美國行政當局或者任何一個西方行政當局的對華政策如何，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是不會放棄中國這一龐大市場的。

我們更應該看到第三次開放的戰略意義。美國不僅自己在想方設法地分化中國，還想和盟友結成反華“統一戰線”，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民主國家間的聯盟”。那么，中國如何一方面分化美國內部力量，另一方面分化美國和盟友的“統一戰線”呢？這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但總體上，如果美國想用政治和意識形態邏輯（即民主制度和自由價值），那么中國必須使用經濟和資本邏輯（即開放和市場）來應對。

一句話，第三次開放是中國有效分化美國內部力量、有效分化美國和盟友結成反華“統一戰線”的最有效方法。只要中國是開放的，只要美國（西方）依然是資本主義國家，那么不管美國（西方）行政當局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中國和美國不會完全脫鉤，中國和西方不會完全脫鉤。

中國需要做什么？

對中國來說，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通過第三次開放來重塑世界市場的規則。我們認為，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中國可以有所作為。

1.統一國內市場標準，構建非政府主導規則，避免規則輻射擴散受限和外資的政策套利。

第三次開放要強調規則的重要性。規則里有技術規則，以及社會、投資、貿易等方方面面的規則。首先必須將國內各地不同的規則統一起來。近代國家比傳統國家更加強大，一個原因是前者具有統一的規則，而后者則沒有統一的規則。

近代主權國家首先在歐洲崛起，主權國家內部具有統一的規則。二戰之后，歐洲國家又從內部規則擴展到國家間的規則，形成了歐盟。什么叫歐盟？歐盟就是一整套規則。歐盟之所以強大也正是因為有一套統一的規則。同樣，其他各種各樣的區域性組織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RCEP等都體現為一整套規則。

今天，我們提倡通過“雙循環”來實現可持續發展?？梢詮牟煌嵌葋砝斫狻半p循環”，我們認為通過“雙循環”統一國內規則，再在此基礎上實現規則的國際化，那么不僅可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可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規則制定權或者話語權。

首先需要通過規則的統一化來促進我們的內部大循環。統一的規則對市場經濟和法治都至關重要。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法治，而規則的統一又是法治的前提條件。歐盟之所以被稱為“歐盟”，并不是因為歐盟各國變成了一個國家，而是它把二十幾個國家的規則統一起來了。

正如20世紀90年代中國要加入WTO一樣，在加入WTO之前，中國某種意義上還游離于世界體系之外。世界體系并不是抽象的，如WTO一樣，有一整套規則，是各國都必須遵循的一套規則。如果規則不統一，經濟的共同體就很難做到真正的輻射擴散。

現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各經濟區域內部沒有統一的規則，各省份甚至不同城市沒有統一的規則，不同企業之間也沒有統一的規則。各方都對外商提供著優越的條件，表面上在競爭“開放”，但實際上走向了封閉。針對外商的營商規則各地很不一樣，甚至同一個區的兩個工業園之間的規則都不一樣，這反而會導致外商難以做出抉擇，影響他們的落戶意愿。

中國各地的內部規則一定要統一起來，至少要對接起來。沒有統一的規則也就說明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市場；而沒有統一的市場，就很難把我們的貿易總量轉化成為規則。內部規則統一，才能強化內部的競爭力，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與此同時，規則不一容易造成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之間為了吸引外資而產生“惡性競爭”，甚至不切實際地提出不符合本地情況的條件來吸引外資。

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地方不惜過度降低本地的環保和勞工保護政策的標準，雖然短時間里發展了經濟，但是卻犧牲了本地長遠發展的社會和政治利益。外資企業也通過不同地區之間不一的規則作為籌碼與地方談判，使自己處在了有利的談判地位上。近來，我國吸引外資的標準和要求相比改革開放之初都大幅提高了，更應當在規則上形成更好的合力。有更嚴格的要求，才能吸引到高質量的外資。

規則的缺失或者規則的不統一更影響著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效率和效能。例如，國有企業一直在扮演著“一帶一路”先行者的角色，但國企之間的競爭缺乏規則。經常有兩家或者多家國有企業在外國惡性競爭，互相廝殺，結果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利益，而且也在當地國家造成了非常負面的影響。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更沒有規則，往往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再者，在政府層面的規則統一之后，也要注重社會（市場）層面規則的統一。如果社會（市場）層面沒有形成有效的行業組織的規則，政府的規則就會形同虛設，即便各個地方政府之間消除了惡性競爭，也很難避免企業之間、行業之間開展自我降低規則的惡性競爭。在確立市場規則這方面，應當學習歐美的相關經驗，構建非政府組織主導的私營規則，這些國家利用私營規則建立起行業壁壘，致使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受阻，例如英國零售商協會（BRC）、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ASTM）、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等。當然，我們學習的目的不是構筑針對性的壁壘，而是為中國的企業和行業組織提供更多的博弈工具，政府與行業兩條腿走路共同構筑的規則架構，更有利于中國規則的影響力。

2.對現有國際規則進行再梳理和重新識別，影響、改革乃至創設國際規則。

在和西方國家進行規則競爭方面，中國面臨著幾個重要的問題和挑戰。

第一，對現存規則進行改革。中國通過“接軌”而進入世界體系。但世界體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各種規則的?，F存諸多規則是在美國（西方）主導下確立的，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并不想在國際社會扮演一個革命家的角色，但我們是改革者，提倡通過國際體系和規則的改革使得世界體系更加公正公平。當中國的話語權提高了之后，更需要注意區別對待不利于自身和國際效率的國際規則，同時用更完善的國際規則推動國內改革。

第二，把市場優勢轉化為規則優勢，利用好規則作為處理外部關系的“緩沖地帶”。西方主導世界規則和西方的市場分不開。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但我們仍然沒有規則制定權。

20世紀80年代，中國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這句話最早運用在汽車行業。在政策的“保護傘”下，我們希望中國車企能學到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盡管這種“市場換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是從更長遠的意義上來看，該策略最終并不算成功。

例如，2003年德國寶馬和華晨集團合資成立“華晨寶馬”。然而，華晨跟寶馬在投資的話題上相談甚歡，一談技術卻總被拒之門外，華晨也沒能打造出自主品牌，最終釀成悲劇。2020年11月20日，既沒核心技術又缺乏品牌影響力的華晨集團正式破產重整。華晨的黯然退場，表明中國制造業“以市場換技術”的道路幾乎是被堵死了。

第三次開放應該從“市場換技術”轉變為“市場換規則”，這尤其體現在數字經濟這一新的業態領域。這方面，中國需要向善于制定規則的歐洲國家學習。就互聯網發展和規則來看，即使歐洲國家沒有大型的互聯網企業，也在利用其市場力量，積極制定互聯網規則。歐盟已經出臺了諸多互聯網監管法律法規，和美國、中國競爭規則權。

中國盡管擁有很多大型互聯網公司，占了世界互聯網很大的份額，但我們的規則制定權少之又少。這一方面是由于過去大多數中國互聯網企業都在中國市場內發展，很少真正“走出去”，大多數商業模式也是從美國借鑒過來，必然在規則上也沿襲了美國的方案；另一方面是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發展還不夠強大，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所遇到的問題也都是美國互聯網企業遇到過的問題。但美國對華為、字節跳動等企業的打壓已經開始警示我們，如果沒有足夠的規則制定權，在規則上繼續“美國化”，中國未來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會舉步維艱，也將在面對發展中國家的時候失去科技話語權。

再有，美國利用美國的“規則”來打擊中國科技企業，盡管背后帶有出于強烈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的考量，但是依然體現在對“規則”（包括法律）的運用上。相反，中國由于缺乏有效的規則反制手段，在反擊時往往體現出較為明顯的政治色彩，不像美國一樣用規則手段來“包裝”目的，在與西方的外交博弈中往往較為被動。這在華為和孟晚舟事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由于缺乏規則領域作為緩沖地帶，兩起事件直接升級為了中加、中美乃至中西之間外交層次的“硬”沖突，使得事件更加難以解決和退讓。如果能夠有相應的規則在其中起到作用，事件本身可以更加“軟”一些，處理起來的難度也會比現在小。

中國不久前已經推出了《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這是中國在面對美國（西方）無理打壓時，通過規則杠桿進行反制的一個開始和好的嘗試，今后應當更多利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避免商業事件過度政治化。主動創始和參與未來規則的制定。

近年來，中國通過推進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在主動創始一些區域或者全球規則，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下一步，中國要考量如何吸引更多的國家加入，讓更多的國家接受我們的規則。作為大國，我們不能學習從前的西方，把自己制定的規則強加給其他國家；相反，我們在制定規則時需要充分考量到其他國家的利益和需要。在制定規則時要更加重視國際合作，特別是和非西方發達國家的合作，中國要避免美國過去使用世界經濟領導權時犯的錯誤，著眼于長遠的利益。在這方面，中國完全可以向世界發出令人信服的宣言，因為中國過去就是美國（西方）單邊規則的受害者，今天中國自己制定的規則，必然要呈現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是一個更加開放的規則體系。在互聯網領域尤其如此，中國已經有了非常豐富的互聯網實踐，應當將這些實踐總結和歸納，推動互聯網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創設，推動國際互聯網規則的多極化。

3.利用開放來實現更高水平的治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如果說過去的開放更多在于通過開放倒逼國內的改革，這些改革主要包括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對齊國外先進標準，那么第三次開放則重在通過開放來實現更高質量的國內治理，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里，“對等”理念構成了其對華政策的基石，雙邊關系也降至歷史最低點。特朗普2016年當選總統之前，“對等原則”一般只適用于投資和貿易領域。美國人認為中國在過去20年里，未能兌現開放投資貿易、提供公平競爭和非歧視營商環境的承諾。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了這樣的不滿和抱怨，在對華打交道時，突出強調“對等原則”。在“對等原則”的幌子下，特朗普政府對華采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包括對中國外交官和記者施加限制，撤銷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的學生和學者的赴美簽證等。美國前財長保爾森長期以來對華友善，支持中美加強合作和互動。在2020年11月就中美關系發表演講時，他也曾呼吁雙方增加“針對性對等”。

拜登新政府上臺后，其策略有所不同，但預計也會主要依據這一理念來構建對華關系。無論雙邊關系如何發展，是好轉還是惡化，“對等原則”都是潛在的催化劑。無論我們是否喜歡，能否接受，在中國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未來關系中，“對等原則”將越發重要。

盡管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指責大多數并無道理，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對外開放的某些領域的限制性準入，是由于中國國內治理能力的要求還達不到的結果，即所謂的“管不住”或者“管不好”。這尤其體現在互聯網領域，當然也不僅僅局限于互聯網領域。隨著中美在科技領域競爭的加劇，上述“對等原則”將在高科技領域體現得更加明顯。大多數美國的互聯網企業，特別是涉及意識形態的互聯網企業，目前大多數都無法進入中國內地。

從長遠來看，開放美國互聯網企業（或者未來歐洲的互聯網企業）有序地進入中國內地，是一個很難避免的現實問題。問題的本質在于如何能夠在不影響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秩序的前提下，對它們實行有效的管理。這就需要通過在國內實踐一套基于中國自身特色，同時又符合國際管理標準的互聯網管理規則，并將這些規則首先運用于國內的互聯網企業，使得互聯網的管理、網絡空間內容和意識形態的管理可預期，具有確定性，實現法治化和程序化。

當前，全球各國都在加強對社交媒體的治理，這些國家不僅包括了歐美發達國家，也包括了很多在互聯網領域比較落后的國家，因為社交媒體已經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安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完全可以借鑒和參照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提升互聯網內容管理的法治化和機制化水平。這也是中國構建更高水平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4.更加注重地方、社會層面的開放，讓開放的顆粒度更細，層次更加多維。

第三次開放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如前所述，單邊開放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中國面臨惡性國際競爭和圍堵的情況下，通過開放來分化其內部并非鐵板一塊的西方世界。其中，有幾點開放的路徑可供選擇。

第一，促進地方層面的開放和交流。目前，中美友好省州、友城已分別達50對和231對。美國俄勒岡州中國理事會主席藍進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地方和民間交往主體多元，具有資源廣、接地氣的特點，特別有助于筑牢友好互信的民意基礎”。在特朗普政府加強對中國的貿易戰和在各領域脫鉤時，包括加州在內的地方政府卻在不斷加大與中國的合作。中國許多發達的地市級單位，在對外開放上擁有移民的親緣優勢、產業的對接優勢，特別是閩浙粵沿海地區的城市，它們的開放需求更為迫切，也更具地方特色，可以鼓勵這些地方開展更接地氣、更貼近民眾的開放和交流。

第二，促進社會層面的開放和交流。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進一步增長，社會利益多元性的進一步增加，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社會階層對于開放的需求也更加各異，與此同時，各個社會群體在利益訴求上抱團開展對外交流和往來的力量也在增強。由社會層面開展的對外開放，要遠比政府層面的需求更為精準，效果更加顯著，可以構建更豐富的開放網絡，形成更多的開放節點。同樣，正如上文所述，西方的大企業和華爾街的資本家，并沒有放棄中國的市場；相反，他們看好中國龐大的市場和穩定的商業環境，正大舉加倉中國資產。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編制的中國—世界經濟依存度指數顯示，在貿易、科技和資本三個重點維度上，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相對有所降低；相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卻相對有所上升。

5.積極推動加入CPTPP的談判和積極嘗試推進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在今天的世界，規則的背后就是標準，方方面面的標準。在加入RCEP的同時，我們已經表示對CPTPP持開放的態度。RCEP和CPTPP是兩個不同的事物：RCEP主要涉及傳統投資貿易關稅等，而CPTPP是標準。很顯然，對標準的競爭更有利于我們自身技術的提升和產品質量的提高。2020年年底，我們又和歐洲國家完成了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這些表明我們有強烈的意愿參與未來標準的制定。

所有這些新進展都有助于激活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實際上，在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啟動前，中美雙方于2008年啟動了BIT談判，到2015年進行了長達7年共計34輪的談判。特朗普上臺后，中美BIT談判擱置。隨著拜登政府上臺，中美BIT談判具備了重啟的可能性。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順利完成，也為激活中美BIT談判提供了契機，可以在已交換的負面清單基礎上改進清單質量、縮短清單長度，早日達成雙邊投資協議。即使美國還沒有準備好重開談判，我們也是可以釋放善意的。

現實地看，如果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我們就不必避免和過于擔心競爭。中美之間的競爭是看哪一個國家更開放，而不是看哪一個國家更封閉。從歷史上看，哪個國家更開放，哪個國家就更能得到發展；一個國家如果變得封閉了，不管原來是多么強大，也會最終衰落。道理很簡單，只有在開放狀態下，世界市場才會存在，生產要素才會流動到那些開放的經濟體。

如前所述，中美之間下一步除了技術競爭，更重要的是規則競爭。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如果達成：一方面可以通過談判讓美方更加了解中國在規則制定上的訴求和態度，通過談判的方式逐步接受中方的相應訴求，為雙方的規則競爭尋找到一個新的平臺和舞臺，而非特朗普時期的制裁舉措；另一方面，中國與歐盟的談判已經表明中國有能力與發達國家進行規則性的談判，并將基于自己市場的規則成功讓發達國家接受。如果再能夠與美國達成類似的協議，將進一步增強中國規則外化的能力，中國將真正實現從過去對標發達國家標準，成為國際規則制定的主要參與者。

一句話，如果內循環的核心是統一國內的規則，那么外循環的核心則是中國規則的國際化。如果從規則和標準的制定來看第三次開放，我們可以提高開放的格局。開放不再是傳統的開放，而應當是更廣、更深、更高層次的開放。通過連接內外循環，打通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在和國際接軌的同時實現中國規則的國際化。如此，我們就在實現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外部的真正崛起。

最后，在《大變局中的機遇》這本書即將付梓之際，感謝在本書成書過程中編輯團隊的努力工作，感謝廣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對本作品的支持，感謝讀者朋友們長期以來對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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